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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钟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悬壶名医。到了费振钟这一代，虽然他也自幼翻着《本草纲目》长大，但总归离医途越来越远，终走上写作的道路。在远离草药氤氲味和发黄古旧医书多年之后，费振钟这些年重拾家族“传统”，扎进医学史从事历史文化写作。从几年前的中医文化散文集《悬壶外谈》到即将出版的《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费振钟通过对中医历史文献的梳理，采撷历史中大量的医学人物、医学事件，在这些医学的叙事基础上，解读其背后的隐喻意义。下面是东方早报记者与费振钟的对话。
“在中国传统里，身体的健康反映着道德完整性，如果你的身体遭到破坏，这预示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
早报：以身体和疾病作为研究对象，做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西方挺流行的，比如桑塔格写过《疾病的隐喻》，福柯有《临床医学的诞生》，还有你在书里提到的费侠莉的《繁盛之阴》等，你写这本《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是否也受了他们的影响？
费：我当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书我也反复读过。但桑塔格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的医学和身体，他们的研究跟中国语境还是有不同之处，但他们的解读方式对我还是很有启发，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视角，“原来看中国问题也是可以这么来看的”。
费侠莉在书里使用了“黄帝身体”的解释模式，试图从中国医学的身体概念对中国医学，特别是女性身体作医学性的梳理与讨论，这个概念对我很有启发。不过费侠莉是从女权、女性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历史上被遮蔽的女性存在，她希望从医学史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些被遮蔽的女性身体和欲望，我主要的着眼点是中国医学的政治语境而不是解释模式。
早报：关于中国医学的政治语境的讨论，在书中对《黄帝内经》讨论的那一章最为明显。
费：对。我主要想从《黄帝内经》中寻找黄帝在先秦政治语境中的位置，一种叙事对象。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他开篇就写黄帝，这实际上还是包含着政治意图。西汉的学术基本上是政治讨论，它从五经、先秦思想中为西汉政治制度找到理论和制度资源。所以，黄帝是重要对象，司马迁的叙事就从此开始。其实对黄帝的讨论，在先秦就已成为一种政治显学，比如稷下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就是黄帝之学。
从对黄帝的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特殊性。在我看来，中医这一医学理论不是来自临床，也不是来自对身体的目视，而是来自政治的隐喻，当然在这里，政治概念也是身体概念。先秦的养身观念和道家学派基本观念是，人的身体体现的是道德完整性和政治完整性。在中国传统里，身体的健康反映着道德完整性，如果你的身体遭到破坏，这预示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而黄帝是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典范出现的。
早报：但我们还是习惯把《黄帝内经》当做一本中医百科全书来读，不知道用《黄帝内经》看病到底有功效吗？
费：用《黄帝内经》看病，现在外面宣传得神乎其神。我觉得，对这种怀疑早已有之。《黄帝内经》提供了我们认识身体的方式，这点很重要，但也不能把它神化。事实上，我在书里也写到，中医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宋代以前，中医的主导理论是道家的阴阳学说，医学在解释身体和疾病时依据的是道家思想。到了宋代之后，随着新儒学的出现，知识权力发生迭替，新儒学是对之前道家的反动，它重述儒家的道统。中医因为新儒学的介入，它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黄帝内经》被纳入到儒学知识体系当中，但更重要的是，《易经》地位提高了，《易经》作为儒家宇宙论的一个重要文本，成为医学就天人之际、格物致知的一个主要依据。《易经》既是儒学的一本经典，同时也成了医学经典。新儒医的要求就是读通、读懂《易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很多儒医都精通《易经》，甚至都有关于《易经》的专门著作。虽然儒医还使用《黄帝内经》的五行和阴阳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在新儒学格物致知之下统摄的，对五行和阴阳的解读都被儒学化了。
同时，两宋时期，士大夫开始介入医学，不少士大夫都是名医，特别是苏东坡，他可能自己把自己治死了，但他特别相信自己对医学的见解。
早报：所以，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费：对。实际上，这种观点特别符合中国文人的理想选择。他们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本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医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医生的职业化是很弱的，中国的文人会随时随地转换自己的角色。士大夫一会儿是名医，一会儿是官僚。这种身份转换，在新儒学知识背景当中，是很自然的。
“知识分子在遭受疾病痛苦之后的表现，常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失意。”
早报：在你这本书里，一个概念反复出现――“修辞”，政治修辞或文学修辞。
费：关于修辞，我受到的最大启发来自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他们在研究西方各种政治理论时，从古希腊古罗马那里找到修辞术，研究这些修辞术是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国家政治和公民政治，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这促使我必须重视中国人的修辞。中国的修辞其实也很发达。比如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你可以把它看做是政治对话，对话是中国最重要的修辞方式，对话体与西方的演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修辞更多是感染你、打动你。医学也是他们对话讨论的对象，医学与政治如此的紧密相关，比如在《庄子》里就有那么多医学的比喻，借一个人的身体说国家政治。在中国古典时代，政治家们就已经很娴熟地把一个疾病当作政治来处理。
早报：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扁鹊见蔡桓公》了。
费：对。很有意思的是，《扁鹊见蔡桓公》被作为一个政治隐喻事例来出现，但在医学上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很难说中国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是否产生于一个专业医师之手，它更接近福柯这样的写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它可能是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理论家写出来的，而且里面用的是对话体。你看到过其他医学理论著作是用对话体的吗？他在讨论各种疾病和现象的时候，没有论证推理，都是比喻，然后借助颜色、气味、声音等来述说一个身体，而使用的中心概念都是先秦反复使用的一些政治概念。所以说，与其把先秦医学当做宇宙论来看，还不如把它当做一门修辞学。宇宙论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表达方式，医学是借助这套政治表达方式反观身体表达医学。
早报：你这本书的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医史看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很多中医史著作中，主角往往是方术道士，顶多来一个孙思邈、张仲景，但你这本书的主角是知识分子。
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身体时，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知识分子思想史可以体现在各种历史长河和语境之中，医学也可以是这样一条历史长河和特殊语境。知识分子在处理自己身体时，特别能表现他们的思想和特点。比如我写卢照邻，他通过自己疾病的诉求表达政治诉求。知识分子在遭受疾病痛苦之后的表现，常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失意。
早报：《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以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结束。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考察和对中国古代中医史的文化考察有何关联呢？
费：对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书写是必需的，拿掉这一章给人感觉我只是在研究传统，这个医学传统到了当代就没有了，并非如此。
中国医学传统中的政治传统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自然延伸。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怎样借助中国医学的传统资源，使之当代化。比如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技能主要有两个――针灸和草药，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资源。赤脚医生利用这两个东西才能树立其医学合法性，中国人也很容易信任他们。与此同时，这也是利用中国资源抗拒西方文化的表现，这又跟民族主义有关。在黄帝的传统中，一个帝王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人民，其中一个内容是对人民身体负责。毛泽东很本能地会利用这些传统资源。还比如针刺麻醉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这一技术的疯狂膜拜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诉求。毛泽东喊：针灸万岁呢？他还预言，世界人民会使用。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人物对医学的政治利用。就算到了毛泽东时代，党内的一些内部斗争还在继续使用医学隐喻，比如电影《春苗》，赤脚医生演变成政治隐喻，即所谓“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路线斗争。
来源：东方早报 中医，来自政治的隐喻
从人体的智慧感受生命的智慧
西方“人类潜能运动”的研究者指出：现阶段的人类心灵状态并不是终极状态，日常意识层次只不过是一种有局限的层次。因此，人类需要改变意识状态，发掘人类潜能。于是他们对人进行种种实验，用化学药品、电子仪器或者东方人的禅宗、气功、瑜伽术、冥想术等，去改变人的意识形态，希望能把人脑中未被充分利用的潜能及其他从未被开发过的心灵资源发掘出来。但如果大家认为这一切只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关，而拒绝对我们的肉体进行重新认识，则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误区。我们只有在几个重要的观念上先有重大的转变，才能在生命现象、生命意义的认知方面有新的突破。
现代“克隆”技术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变革之一，已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于生命概念的震撼：动物或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独立生殖成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全体，也就是说，每一个细胞都具有动物或人的全部智慧和才能。千百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亿万我身”已不再是天方夜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身也不再是神话，而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经历的某个简单的事实。
人体，开放的系统
人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它、感触它、参透它千百年来的进化。它不应仅仅是一种功能，而应是造化的精品，是充满意义和力量的、高贵而富于诗意的生命器官。
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医学的“藏器说”（“藏”通“脏”）就远比西方的“器官说”更符合造化的意志和人性。中医学固有的特性，使它既不能用已有的西方科学史著作来证明自己，也不能凭借已有的中医学文献来拔高自己。它于生命科学的意义就一直如埋没的珍珠，直到20世纪西方稳态学说的出现，才使得中西医的对话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中医和西医都是对生命、生命体的自组织以及该组织的非线性性质的简述，是在讲一个活跃的生命体在这个世界中的所需、所能，是在讲它的生与死的界限――稳态的保持就是健康，破裂即死亡。二者都是关于生命的学说。
在这个富于人性的学说中，人体这个系统是开放的，它和外界进行着自由的交换，在活动的磨损和裂解中不断地解体，同时又不断地重建、修复。例如，心不再仅仅是一个泵。中医讲“心为君、为火”，它的尊严和热情也是支持这个生命体活下去的必要性。它还是爱和勇气的象征。当强大的破坏性的因素出现时，心可以通过自身激发出的一种活力去抵消或修复这种障碍。如果“心”放弃或厌倦这王者之威，那么生命内部自我调整装置就会松懈、瓦解。
生命是有智慧的
关于疾病，我们也还有许多需要改变的观念。一般认为，疾病意味着一种失调，意味着痛苦，意味着细胞不能再生或修复，人们可以利用显微镜及其他更精密的仪器来观察那些细菌对我们人体的损害和破坏，但它们无法探究我们内心的恐惧与欲望，而这些，正是疾病产生的不可见因素。
在原始年代，当细菌还不是人类机体最主要的敌人时，欲望与恐惧就已经存在并威胁或推动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了。至今，它们依然强大，甚至致命。比如，愤怒或恐惧会使我们呼吸加深，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血液分布从胃肠移向心脏、中枢神经系统和肌肉，消化道的各种活动过程中止，肝释放出糖，脾收缩并放出浓缩在脾内的血细胞，并从肾上腺髓质分泌出肾上腺素……
这是一场全方位的生与死的搏斗，瞬间释放的能量和机体的精巧安排，既显示了我们生命体的完善性，也显示了它的智慧性。如果我们能有效地预见并发挥因为各种情绪和欲望所引发的能量，我们对身体机能的支配作用也许会得到大大的加强。
人体有天然的治愈力
治疗学在20世纪之初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当伟大的弗洛伊德在他那间摆满了艺术品的办公室里为人诊病时，我们发现疾病可以用意象来治愈。由此，精神分析成了20世纪的一场空前的运动，成了一个奇迹。
在远古，医者先驱们曾提到“天然的治愈力”，即伤后的修复和病后的康复在相当程度上不用依赖医生的治疗而得以进行。中医里也有“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样的话，说的是与其让庸医诊治，不如等待身体自愈，反而更符合医理。“天然的治愈力”的现代解释则是，人体内部有独特的自我修复的机制，人体器官如心脏、横膈等拥有的潜在能量十分丰富，远远地超过了正常生命活动的需要。躯体在很大程度上能保护自己并且有自愈的能力。
于是，一种新的治疗学产生了。病人自己同医生一起介入到治疗活动中，医生熟知躯体的自我调节及自我修复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给病人以指导和勇气上的鼓励；而作为病人，应该认识到自己身体内部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当我们想到那些时刻准备着为机体利益而工作的力量就在我们机体自身当中时，我们就可以丢掉为管理肉体工务而操心的枷锁，并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去充分享受生命的美好与珍奇。健康更不再是一种追求，而是我们生存的实在。
来源：曲黎敏《黄帝内经・养生智慧2》自序（鹭江出版社）
据《人民日报》7月9日报道，吉林大学近日制定了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其中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
吉林大学这一“人事改革”，令舆论颇为兴奋:行政管理人员退出学术机构，有利于学术机构按学术标准独立进行学术决策。可是，仔细分析当前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运作，这种改革的前景，却难以乐观。
近年来高校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其功能是负责学校学术事务的咨询、管理与决策。可一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从设置开始，就雷声大雨点小，有的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一年最多一两次活动，而就是这一两次活动，也是听学校职能部门的通知，应职能部门的要求，学校也没有多少学术事务要听学术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学术委员会委员，更像是一个荣誉头衔。
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会改变上述闲置状态吗？与吉林大学校内人员在讨论学术委员会章程时，担忧没有领导参加的学术委员会能否顺利高效运转，是否会影响学校的管理效率一样，笔者所担忧的是，在高校现行管理制度下，由于学术委员会没有人事权、财权，行政管理人员的退出，更让这一机构悬空，所谓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恰恰走到反面――学术权完全没有地位，学术机构的决策变成自娱自乐。
对于高校来说，如果知道学术管理的重要，要实行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就应该让行政放权，赋予学术委员会真正的学术决策权力。具体而言，学术委员会（以及其他学术机构）不能再挂靠在某个职能部门之下，不是根据校长办公会等行政决策机构的决定开展活动，而应该拥有不受行政干涉的活动经费，不受行政命令左右的学术决策机制；学术委员会（以及其他学术机构）应拥有教师招聘、考核、评价、晋升的标准制订与具体实施的权力，能独立接受对教师学术不端的检举，展开调查、组织听证，而不是仍旧将教师（包括自己）的晋升、评价、考核权保留在学校职能部门、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
确定学术委员会独立职权的过程，也是学校重新界定学校、行政机构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关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这需要淡化大学的行政级别，调整学校职能机构的职能；改革校长的任命模式――校长由上级管理部门选拔、任命、考核、评价，转向由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再由上级任命，校长须对教授、学生负责，而不只是对上负责；改革由行政领导评价教师业绩的模式――教授可在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可“发挥作用”之后，其考核权、评价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他们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当然，我们期望吉林大学的举措，只是第一步，在行政管理人员撤离之后，能将原来集中在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权，归还给学术管理机构，真正推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来源：东方早报 不让学术委员会成摆设更重要（作者：熊丙奇，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如果一个社会里什么人都可以做科研，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作者：徐坚，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这是其在科学网博客发表的博文――
前些日子，在所里的院子散步，遇到了刚刚在此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留学生D。闲聊中问起他下一步有何打算？回美国？还是继续留在中国？想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他告诉我，他打算返回美国，他不喜欢做研究，想去找一个地方性的小大学（community college）（就是那种非“研究型”的大学）去教书，他更喜欢去教书。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经历博士学习之前，对于做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很可能会被某些观念（或者宣传）所误导。而当历经数年寒窗苦、读完了博士，对所谓的“科研”有所了解之后，或许发现自己压根儿就不喜欢搞什么鬼“科研”，也未见得适合于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注意，“科研”这个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口语简称，但现在好像是已经被误用、滥用了，什么事儿都打上了“科研”的旗号，披上了“科研”的外衣。）
俗话说，“男人就怕选错行，女人就怕嫁错郎”。（当然，时代不同了，嫁错郎者离了便是，选错行者“大不了从头再来”）。人生苦短，早些发现自己不适合干哪一行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应该是越早越好。晚了则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笔者寡闻少见，不敢说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于从事“科研”，但somehow总觉得好像是有些人不见得适合一辈子去做科研。
（1）一心想挣大钱、渴望尽快致富的人，还是别去做科研的好。有些人受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传统观念的误导，误以为念书多了就理所当然地会荣华富贵。其实，即便是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吃科研这碗饭的人，大多数也就是中产阶级水平。其收入仍然会不如经商、公务员和在企业公司里的白领。日本的一位教授就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在日本）Professor is nothing”。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曾经对我说，做教授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金钱。即便是你含辛茹苦地拼搏到了正教授的位置，跳出圈子一看，在你的同龄人中，比你收入多的人肯定不会在少数。而真正能够将科研成果商品化、通过科研来致富的人恐怕还是凤毛麟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坦荡地追求财富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屁股坐不住板凳的人，不适合做科研。科学研究很显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国外的教授在获得终身永久位置之前，许多人周末都要去加班工作。做研究自然是少不了冥思苦想，所以夜不能寐是常有的事儿。做学问除了“学海无涯苦作舟”之外，好像也不应该有什么捷径可言。卡尔-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那崎岖小路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晓得这段名言。
（3）智力平庸、缺乏创造力的人，做科研会很累。想象力和理解力是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科学的圈子里可谓精英荟萃，山外有山，高智商的人比比皆是，智力的竞争激烈而残酷。科学研究的核心事件是要创新，是智力打拼，而且是没完没了。如果只是会follow别人，连起码的、举一反三的能力都没有，或许去干别的行当会更轻松愉快些，活得悠哉些。
（4） 对科学发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兴趣的人，还是不做科研的好。科研活动的本质是探索未知世界，弄清楚其中的奥妙。如果没有好奇心驱使，仅是靠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很难保持长久不衰的动力，这显然也是非人性化的。记得曾经有位外国（学医的）科学家，博士毕业后先是去了医院工作。几年以后，他便觉得很无聊，因为每天的工作周而复始地重复，没有新意，让他感到乏味和不够刺激。后来，还是回到了大学去做研究（当然，可能收入会被打了折）。人的好奇心能够得到满足是很快乐的，但那或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我所认识的（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中，有的毕业后选择了去做技术工作，有的去了工业界和公司。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他们选择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而没有走入不利于自己事业成功的误区。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已经变得什么人都可以来做科研，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来源：科学网 哪些人不适合去做科研
一、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是指采用同一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调查时，问卷调查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即测量工具（问卷或量表）能否稳定地测量所测的事物或变量。信度指标多以相关系数表示，具体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稳定系数（跨时间的一致性），等值系数（跨形式的一致性）和内在一致性系数（跨项目的一致性）。信度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重测信度法
同样的问卷，对同一组访问对象在尽可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不同时间进行两次测量。两次测量相距一般在两到四周之内。用两次测量结果间的相关分析或差异的显著性检验方法，评价量表信度的高低。
2、折半法
折半法是将上述两份问卷合成一份问卷（通常要求这两份问卷的问题数目相等），每一份作为一部分，然后考察这两个部分的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3、折半信度法
折半信度法是将调查项目分为两半，计算两半得分的相关系数，进而估计整个量表的信度。折半信度属于内在一致性系数，测量的是两半题项得分间的一致性。这种方法一般不适用于事实式问卷（如年龄与性别无法相比），常用于态度、意见式问卷的信度分析。在问卷调查中，态度测量最常见的形式是5级李克特（Likert）量表。进行折半信度分析时，如果量表中含有反意题项，应先将反意题项的得分作逆向处理，以保证各题项得分方向的一致性，然后将全部题项按奇偶或前后分为尽可能相等的两半，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rhh，即半个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后用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Brown）公式：求出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ru）。
4、α信度系数法
Cronbach α信度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其公式为：
其中，K为量表中题项的总数， 为第i题得分的题内方差，为全部题项总得分的方差。从公式中可以看出，α系数评价的是量表中各题项得分间的一致性，属于内在一致性系数。这种方法适用于态度、意见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二、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效度分为三种类型：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效度分析有多种方法，其测量结果反映效度的不同方面。常用于调查问卷效度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项与总和相关效度分析
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也称为内容效度或逻辑效度，指的是测量的内容与测量目标之间是否适合，也可以说是指测量所选择的项目是否“看起来”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主要依据调查设计人员的主观判断。
这种方法用于测量量表的内容效度。内容效度又称表面效度或逻辑效度，它是指所设计的题项能否代表所要测量的内容或主题。对内容效度常采用逻辑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逻辑分析一般由研究者或专家评判所选题项是否“看上去”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单项与总和相关分析法获得评价结果，即计算每个题项得分与题项总分的相关系数，根据相关是否显著判断是否有效。若量表中有反意题项，应将其逆向处理后再计算总分。
2、准则效度分析
准则效度（Criterion Validity）。又称为效标效度或预测效度。准则效度是指量表所得到的数据和其他被选择的变量（准则变量）的值相比是否有意义。根据时间跨度的不同，准则效度可分为同时效度和预测效度。准则效度分析是根据已经得到确定的某种理论，选择一种指标或测量工具作为准则（效标），分析问卷题项与准则的联系，若二者相关显著，或者问卷题项对准则的不同取值、特性表现出显著差异，则为有效的题项。评价准则效度的方法是相关分析或差异显著性检验。在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准则往往十分困难，使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3、结构效度分析
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指测量结果体现出来的某种结构与测值之间的对应程度。结构效度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最关心的问题是：量表实际测量的是哪些特征？在评价建构效度时，调研人员要试图解释“量表为什么有效”这一理论问题以及考虑从这一理论问题中能得出什么推论。建构效度包括同质效度、异质效度和语意逻辑效度。有的学者认为，效度分析最理想的方法是利用因子分析测量量表或整个问卷的结构效度。因子分析的主要功能是从量表全部变量（题项）中提取一些公因子，各公因子分别与某一群特定变量高度关联，这些公因子即代表了量表的基本结构。通过因子分析可以考察问卷是否能够测量出研究者设计问卷时假设的某种结构。在因子分析的结果中，用于评价结构效度的主要指标有累积贡献率、共同度和因子负荷。累积贡献率反映公因子对量表或问卷的累积有效程度，共同度反映由公因子解释原变量的有效程度，因子负荷反映原变量与某个公因子的相关程度。
信度和效度是任何一种教育科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标准。信度是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一致性、稳定性程度，也是对研究结果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评价标准。一个具有信度的研究程序，不论其过程是由谁操作，或进行多少次同样的操作，其结果总是非常一致的。效度是一个研究程序的性质和功能，也是对研究结果正确性的评价标准，一个有效度的研究程序，不仅能够明确地回答研究的问题和解释研究结果，而且能够保证研究结果在一定规模的领域中推广。把两者的作用结合起来看，信度和效度是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活动和结果具有科学价值和意义的保证。研究的信度是研究的效度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没有信度，效度不可能单独存在，也就是说，一项研究不可能没有信度却具有效度。
信度对于效度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信度不保证一定有效度，一个可靠的研究程序并不证明内容一定有效，而一个有效度的研究一定是一个有信度的研究。有效度必定有信度，效度高信度必定也高，因为不可能存在唯有效度而没有信度的情况。信度是为效度服务的，因而效度是信度的目的；效度不能脱离信度单独存在，所以信度是效度的基础。
明确研究变量、拟定具体的研究指标、选择指标的测量水平，直接关系到研究的信度、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需要在进行研究设计时予以认真、周密的考虑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源：研究信度与研究效度的关系
多年来大量宣传和广告或许误导了公众认识，美专家有此一说――奶制品并非人体必需，认为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更能导致人体钙的流失。
富含钙质，又有优质蛋白，喝下牛奶总让人感觉健康又营养。可是，最近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营养科学系主任、世界著名营养学家沃尔特・威利（Walter C.Willett）在应中科院营养与代谢重点实验室的邀请，来沪作“营养、生活方式与慢性疾病的预防”的学术报告时，郑重告诫人们：已有大量人群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多喝牛奶会增加患乳腺癌、前列腺癌、子宫癌等疾病的风险。
基因决定牛奶“不适用”
对于婴儿以及营养缺乏的成人，牛奶的确是易于消化吸收的营养品。可对于营养充足甚至过剩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多喝牛奶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牛奶中除了钙和蛋白质，还有乳糖、脂肪、激素等很多成分。
全世界只有约1/4的成年人（多为北欧血统）能消化牛奶中的乳糖，因为他们的基因决定了能终身分泌消化乳糖所需的乳糖酶，而大多数人种只在婴儿期能分泌这种酶，一旦长大，身体就停止制造乳糖酶，从而导致乳糖不耐受――从这点来说，成年人喝牛奶，有点浪费。
同时，牛奶中含有饱和脂肪，除了会让人不知不觉长胖外，对心血管也有害。此外，牛奶中还至少包含雌激素、孕激素、雄性激素和类似胰岛素的生长激素。不少研究已证明，这些激素会增加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肠道癌的发病率。
一杯脱脂牛奶只能提供306毫克钙，可半杯豆腐就能提供861毫克钙质。沃尔特教授认为，如果为了补钙而喝牛奶，显然有些得不偿失。
产业利益掩盖科研真相
奶业集团投放的广告、资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百姓对牛奶的认识。
作为营养学界权威，沃尔特教授深悉产业集团对政府决策与大众宣传的影响。他遗憾地说，学术界早就产生了许多牛奶可能不利健康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产业对政府施加的影响，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大多数民众无法得知真相。
“呼吁人们每天进食2-3次牛奶、酸奶等奶制品，以防止骨质疏松，其实是一种错误。”沃尔特教授说。研究数据表明，美国人的钙摄入量在世界上几乎是最高的，但髋骨骨折率也高居世界首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钙摄入量不及美国一半，但骨质疏松发病率却少很多。“可是奶业集团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这点。”
即使人们真的需要补钙，也不一定得多喝牛奶，全谷物、豆腐可以提供更丰富、更廉价的钙质。沃尔特教授建议，想让骨骼强壮，不妨多给骨骼施加点压力，提高骨密度，另外要多晒太阳、多吃深绿色蔬菜、补充维生素D和K。他特别提醒的是，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更能导致人体钙的流失，所以喝豆浆，也许比喝牛奶更好些。
“对于营养充足的健康成年人来说，进食奶制品并非必需。”他说，作为一种可选择的食物，适量喝些即可，不喝也没关系，但千万不要每天大量进食。“否则，牛奶带给人体的不仅是钙和蛋白质，还有更多的健康风险。”
来源：文汇报 奶制品并非人体必需（作者：许琦敏 2009-05-26）
我在台北福华国际文教会馆参加5月25日至29日的GCCCE大会，会议传达出来的各种信息总是有所启迪。作为一名中医的专业教师，能在这个会上获得的东西总是远远多于我的输出，这也是我自1997年起乐于逐年跟踪理由。
今天见到清华大学的武祥村教授，于是想到1997年起步的96-750项目，那是让我深陷这个领域而不能自拔的起始。后来经历了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等系列项目，直到今天，用清华大学韩锡斌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也许若干年后，会有人来公正评价这一代人走过的路。
今天本来有一场邹景平老师主持并演讲的分会场报告，可惜她没来。她是我2003年开始写BLOG时的激励者，从她的BLOG里我获得许多E教育的知识和思想。想到2004年她来医院探视病中的我，很是感动，听报告人说起她近况很好，很想念她。
“上至太空探天高，海深有底量地厚。”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沪作报告时，给上海青年的寄语――“我希望上海青年能有爱因斯坦那样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而由上下联首字组成的“上海”二字，则寄托了这位83岁游子对于故乡的深爱。
作为一名以宇宙作为思考半径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坚信“天外有天”。“大家也许不知道，已知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的5%，还有25%属于暗物质的能量，剩下的70%则是完完全全的暗能量。”李政道表示，暗物质、暗能量将是21世纪科学史的大挑战。最近，他又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核天相连”的观点，也就是说，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爱因斯坦25岁提出狭义相对论，玻尔27岁提出量子论，39岁的克里克与27岁的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在同样年轻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看来，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往往“一代新人才推动一场新科技的发展”，因此，如何为青年成长创造环境、指点方向就成了上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做学问先要学‘怎么问’，如果在学校只学‘如何答’，那不是做学问。”李政道回忆起自己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其导师、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每周都要花半天时间跟他讨论，为的就是让他学会独立思考，自己找答案。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的中心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道，大概一千万摄氏度吧。费米就问：“你有没有自己演算过？”李政道说：“没有，因为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他，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才能接受别人的结论。1948年，费米和李政道一起制作出了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专用计算尺，“感觉就像做了个玩具”。
无论到哪儿，诺贝尔奖的光环始终环绕在李政道身旁。对此，李政道表示，“任何科学发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科学家不能只想着出名，而要考虑做这件事是否有意义。”他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是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说要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算“浮云”罢了。
来源：文汇报 做学问先要学“怎么问”（记者任荃）
6月11日下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四楼会客室，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就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等话题，接受了《科学新闻》杂志专访。
不与牛津哈佛攀比
不能只问祖国的大学是不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好标准和理念，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无法用几句话简单地回答。（因为）不同类型大学的义务是不一样的。――李政道
人往高处走
水为什么流向海洋跟水位有关系，人才为什么外流，跟外面环境有关系。――李政道
怎么样发展很好的研究院，需要各种因素，人才是一个因素，目标是一个，风气是一个。（因此）人才只不过是其中因素之一。
就像要培养一个很好的花园，去外面引进很好的品种。可是，好品种并不一定在这花园里长得很好，最主要是要跟本土能够适应。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我想引进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本土研究的学识和精神是不是能够培养起来。不然的话，（引进的人才）会水土不服。而且，要培养人才就不能太受外面的干扰，外面干扰太厉害可能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需要榜样
祖国的科学要发展到新的高度，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时期，现在则缺少一个成功的榜样。――李政道
科学新闻：你以前也提到过芝加哥大学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但近年来国内一直在大量扩招研究生。
李政道：研究生，第一要精，培养最精的研究生是需要一对一的教育和培养。
科学新闻：国内教育部有这么个数据，2009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47.5万人，其中博士生6万人，硕士生41.5万人。当然我们的这个体量和人口多有关系，不知道这和美国是否有可比性。
李政道：美国的话，物理方面作纯研究的人才是不多的。他们出一个人才就是一个人才，一所学系能同一时期培养成功约50位纯研究人才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科学新闻：读博士期间你的导师带几个学生呢？
李政道：费米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学生就我一个，不过他还有作实验的学生。
费米跟我一星期有半天时间在一起，因为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业务，所以他的博士学生相当少。
科学新闻：我明白你的意思，纯科学研究要保证质量。现在有的教授培养学生从本科开始。那么我想假设一下，如果你再年轻一回的话，会不会在国内也做类似的事情？
李政道：每一位老师带学生的方法都不大一样，我只熟悉我的老师和我（带学生）的风格，每个人各有特点。
科学新闻：国内这些年提倡跨越式发展，科技界有一些浮躁。
李政道：西方也跃进过。
上世纪初精英教育最好的在德国和英国，现在则以美国为重点。德国目前远不如80年前，就是牛津和剑桥也在逐渐下降，而美国经过二战有上升，目前人才集中比较以美国为主。
但每个事物发展都有自然规律。祖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和以前相比，这个发展已经是很快、很高了。祖国的科学要发展到世界最领先的高度，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时期，现在还缺少一些最成功的榜样，尤其是在目前开始的阶段。
祖国的科学还是起始阶段，树立榜样是需要时间的。
比如种花，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能太急。揠苗助长或操之过急，并不一定有用。……
摘自：科学网 李政道：祖国现在缺少一个成功的榜样
在浦东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场世界生命科学界的“奥林匹克”――为期6天的“第21届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学术大会暨第12届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学术大会”（简称“国际生化大会”），昨天在这里拉开序幕。与体育竞技不同，这里交汇碰撞的，是人类对于生命本质探索的最新进展。
三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生化大会今年首次在我国召开。近年来中国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这次会议不仅迎来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干细胞“魔术师”山中伸弥、微小RNA研究权威维克托•安布罗斯等世界一流生命科学家，也纷纷登上了大会的讲坛。黄浦江畔，3000多名国内外生命科学家，正热烈探讨着大自然向我们所展现的、前所未知的生命之复杂、精妙。日前，国际生化大会秘书长、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家睿接受本报专访，就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及本次大会的热点进行介绍与解读。
进入21世纪，在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后，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表观遗传现象的发现，各种新型RNA分子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蛋白质结构被解析、干细胞研究的不断深入等等，这些可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的成果，无疑在不久的将来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热点1 基因 开拓RNA研究“新大陆”
人类对基因组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以前，我们只读懂了人类基因组2%的编码序列，因为它们可以产生蛋白质。不过，进入21世纪后，科学家发现，基因组中原本被认为是“垃圾序列”的98%非编码序列，其实在生命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各种各样的非编码RNA。近十年来，科学家发现，RNA在生命体中是一个异常庞大而复杂的组织，它小到只有20多个碱基，大到上万个碱基。一个只有22个碱基序列的微小RNA可以控制着上百个生产蛋白质的基因的活动。目前，我们对RNA的认识，还只是非常零散的。可以说，那98%的非编码RNA，就像一片RNA的“新大陆”，或者说像一个金矿，等待我们去发掘、探索。
如果说，蛋白质是生命活动中的打工者，那RNA就是管理者。根据生命发育的不同阶段、生命体所处的不同状况、从环境接受到的不同刺激，体内可以产生不同的非编码RNA，然后对基因、蛋白质“发号施令”。
非编码RNA的研究又与一门新兴的学科――表观遗传学紧密相关，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在细胞的传代活动中，遗传并不只是DNA的专利，很多对DNA的结构修饰或者对染色质上蛋白质的修饰，同样可以遗传给后代。表观遗传活动不仅在正常的个体发育和生理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其异常活动也会引起疾病的产生。
表观遗传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提出了挑战，揭示出环境与遗传可能的复杂关系。达尔文的主要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说生物的变异是随机发生的，但适应环境的变异会使生物获得更多的生存机遇，并通过繁衍后代将变异保存下来。不过，在达尔文之前，还有一种“拉马克学说”，主张“用进废退”，比如长颈鹿的脖子变长，除了自然选择淘汰了“短脖子”之外，与它经常伸长脖子够高处的嫩叶，也不无关联。而表观遗传学有可能使我们对这一学说进行重新思考――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生物努力适应环境所作出的改变，同样会遗传给后代。
热点2 蛋白质 机器组装与“社会活动”
蛋白质的结构和相互作用网络，是研究的两大热点。
生命活动是由不同蛋白质负责完成，蛋白质结构就是蛋白质进行工作的基础。当一条长长的氨基酸链被制造出来后，还必须经过很多步旋转、折叠、修饰，才能最终成为能够行使某种功能的蛋白质。所以，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与其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就好比一根铜丝，笔直装进绝缘套里，可以做成电线，如果绕成线圈，则可用来做电磁铁，编成铜丝网又会有别的用途。我们要了解蛋白质的功能，了解它的基本工作机制，就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现在，借助核磁共振、同步辐射等技术，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正飞速发展并深入。
以前，科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单个的蛋白质，后来发现，蛋白质更多时候会“抱成团”一起执行一项任务，就好像是一部机器，有点像《变形金刚》里面的“大力神”，它们是如何组装起来的？进而，科学家又发现，细胞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社会，蛋白质就像居住其中的居民，相互之间会有交流，工作起来会相互配合，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基因则负责指挥蛋白质准确地工作。
热点3 细胞 体细胞变干细胞
这次大会，我们请来了日本的山中伸弥教授，他在世界上第一个利用4种基因导入皮肤细胞而重组出了诱导多能干细胞（iPS），这种iPS细胞具备的分化成各种体细胞的能力与胚胎干细胞基本一致。可以说，如今山中伸弥教授已成为夺取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在人体中，细胞一般处于两种状态，一种是可分化状态，就是在细胞分裂数量增加的同时，会变身成数种别的细胞，比如胚胎干细胞可分化成一个新生命个体，造血干细胞可分化成各种血液细胞；另一种是已经分化的体细胞，比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它们通常也失去了分裂能力。而iPS就是要让已经失去“变身”能力的体细胞，恢复可分化能力。用这种方法，科学家就能方便地取材，培养出iPS细胞，为人体器官自身修复开辟道路。
让体细胞回复到可分化的原始状态，iPS会不会像肿瘤细胞那样，在身体中无限增殖、到处流窜？这是iPS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热点。山中伸弥的实验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用iPS细胞培育出来的小鼠容易得肿瘤，健康也有缺陷。虽然最近我国科学家培育的iPS小鼠很健康，但成功率很低，只有2%。所以现在大家依然对胚胎干细胞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它在控制分化过程中的信号传导和调控机制。
热点4 疾病 用分子诠释健康理念
这次大会所探讨的主要是疾病的分子基础，也就是我们身体中哪些基因、蛋白出了问题，会让我们得病。现在的生命科学，希望从最根本的分子基础，找到这些疾病的发生机制，并找出相应对策。比如，SARS病毒给我们出了新课题。以前我们认为，病毒感染用抗病毒药，就像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不过，SARS病毒的可怕在于它使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反应过度”，结果在杀死病毒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正常器官。要防治这类传染病，必须对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
随着对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现在对于疾病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过去的文明社会，传染病防治一直是人们的重头戏，那时我们总认为疾病是外来的，只要把入侵者消灭了，就能维持健康。然而，随着传染病被控制，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肿瘤、代谢性疾病（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等）等慢性疾病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而这些疾病主要反映了人体自身机能的衰退，我们无法消灭它，只能通过维护健康来延缓它们的发生。
中国有句俗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些慢性疾病涉及到千头万绪的调控机制，往往是身体在作了各种维持正常运行的努力都失败之后，才会出现病症。因此，一旦疾病出现，往往无法彻底治愈。而理清这些疾病的来龙去脉，也非常复杂，直到现在科学家还在不断摸索中。
来源：文汇报 生命的复杂超乎我们想象 2009-08-03 作者：许琦敏;何积惠
到中秋节了，我们为什么在月光之下流连忘返？一轮明月又照见了中国人怎样亘古不变的心情？
人间就因为阴晴圆缺，飘忽不定，才会去憧憬。月亮的圆满是我们一种永恒的梦想，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今天一眼望见月亮，就知道它比我们的人间事永恒。我们有很多的困扰，都受着纷纷杂杂的具体事务的纠缠。但是望见明月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张若虚亘古的发问：“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矣，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人与月的相逢是什么时候的事？人间沧桑悲欢离合，月光什么时候最早见证？而人间什么时候一抬头，蓦然撞见天上的明月呢？我们今天不考虑这些了，我们今天焦灼的日子，被困顿的日子，被金融危机笼罩的日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其实，明月是可以解忧的。李白也在月下发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我们今天眼前金樽还在，比李白的还好，我们今天喝葡萄酒可以分出来很多种，但是我们还能喝出那种明月常在金樽里的人生快味吗？当喝酒举杯变成一种客套的祝福，我们在举杯之间还有李白的那份豪迈吗？一个天大地大人格也大的人，忧愁也是很大的。李白动不动就欢畅，忧伤也是同消万古愁，但是他在月光之下乐于解忧。李白也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乡亲”的时候，但也只有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如果你有这样一份天真的寄托，你有这样一份笃诚的信任，你就可以期待终有明月，终有一天在云端重逢。而我们今天失去的是什么呢？看似失去了明月，因为城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我们只有在高楼的缝隙间找出灰沉沉的月亮。其实我们是失去了月印人心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心不再天真。
我们今天没有失去明月，但是我们失去了对明月的懂得。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是少了鲜花吗？其实我们建立了一种固执的、功利的评价标准。饲料是充饥的，有用的。我们在一个泛技术主义的时代中，太信任有用了，我们的家长会对孩子说：“你有看月亮这会儿工夫，为什么不去练会儿琴呢？”孩子背单词、练琴都是应该的，但看月亮却是有错的。我们为什么失去了悠然心会的能力呢？
《庄子》上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如果我们真的在明月下少一些言词，多一些敬慕的心，去仰望流光，把它储存在心灵之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拥有那份“孤光自照”。所谓“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让我们召唤明月入心入怀吧，这是节日里真正的仪式。如果我们真的对明月多一些瞩目，月光也将更多地眷顾我们的人生。
作者：于丹（来源：文汇报 失去对明月的懂得）
提到SCI（科学引文索引），世界上搞科研的几乎无人不晓，而中国的科研人员更要心头一跳：这个与拿学位、评奖、升职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金标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前程。
最近，有“SCI之父”之称的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来到中国。在与数百名中国科教界专家、文献计量学专家和年轻学子对话时，面对“SCI在中国变味了？”“SCI论文究竟水平有多高？”等等疑问，他说：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很多国家都用它来评估科研人员的工作成绩；但为了更准确地评价科学家、期刊、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SCI也在不断改进。
SCI和“影响因子”是怎么回事？
早在1955年，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想到一个点子：做引文索引的工具。1961年，他自己成立公司，创办出版了SCI（科学引文索引）。SCI其实是一个数据库，最主要的作用是，可以通过它检索出一篇论文被哪些其他论文引用过，被引用得越多的论文，一般来说就越重要。加菲尔德博士强调，这样，SCI就能帮助科学家在某个学科范围中，对过去的重要文献作检索和回顾，弄清楚自己目前的工作有没有、有哪些创新。
至今，SCI的核心版已收录全球3500多种期刊，扩展版所囊括的期刊数量则为7000种。庞大的数据库，自然而然成了挖掘深层信息的宝藏，于是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被不断提出，SCI逐步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客观依据”。
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推崇的“影响因子”，是加菲尔德1972年提出、在国际上被通用于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指标。它的算法很简单：将一本刊物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比如某期刊2006、2007年总共发表了100篇论文，2008年这些论文一共被引用了500次，那么这个期刊在2008年的影响因子就是5。
一般来说，杂志的影响因子越高，其学术影响力就相对较大。但加菲尔德博士说，这也不能绝对化，因为有些领域的研究人员较少，每年发表的论文也相对较少，这些专业领域的杂志的影响因子就不可能很高，也许最好的杂志也只有4或5――所以，用影响因子判定期刊的学术价值，首先要区分具体的科研领域。
SCI论文发表数量这样被注水
“SCI在中国变味了！”这是许多中国科学家的抱怨。学校讲科研成绩要报出“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个人报科研成果言必称“论文所发表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少多少”，甚至用这些数字来衡量科学家的价值。于是冒出了某教授一年发100多篇SCI论文的“佳绩”；出现了科研工作实际并不出色，但论文累计影响因子颇高的怪事。
这是SCI出了问题吗？还是先来看看SCI论文是怎么回事儿。
作为全球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个，SCI囊括了世界上最主要、影响力较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期刊。为了使数据库更全面，同时扩大订阅量（SCI一直以盈利为目的，属于汤森路透科技集团），SCI在全球范围内收录期刊。比如，中国去年有38种期刊被SCI收录。
在选择收录期刊时，SCI有一定的标准，如期刊的读者、作者、编委是否国际化；期刊的编排是否符合国际惯例（论文要有摘要、关键词、前言、图表数据、引用文献等等）；是否使用英语等。但在一些特别的领域，它也收录一些非英语的期刊，比如中国中草药领域的杂志。
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期刊被SCI收录并不等于学术水平高，影响因子不到0.1的杂志它也收进不少。当发表“SCI论文”被当成一条举足轻重的考核指标时，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会将水平不高的论文往那些水平不高的杂志上发，“发表SCI论文”的数量就这么被注了水。
第二，根据SCI的统计方法，凡在期刊上出现标题的文章，无论是综述还是简讯，甚至更正，都算作一篇。而中国统计成果时，只笼统地看“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因此，有学者就动起了歪脑筋：在好刊物上发几个简讯，就能混到不错的影响因子。加菲尔德博士说，其实同一本期刊上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也都不同。比如，有两篇文章发在《自然》上，可能一篇大受关注，被引用次数非常多，而另一篇可能一次也未被引用。
另外，引用还分自引率和他引率。一些中国期刊为了快速增加影响因子，往往暗示投稿作者引用自己期刊过去发的文章，有时自引率甚至超过50%。对此，SCI设定了一个标准，一般期刊自引率不超过20%是正常的，一旦有杂志大幅超过，就有可能被SCI暂时“叫停”――不再发布该期刊当年的影响因子。有些导师为了增加论文引用次数，也会指使学生引用自己过去发表的论文，这可以从引用者和被引者的关系看出蛛丝马迹。
特征因子，一个“堵漏”的新指标
种种异化，只缘于一条：SCI的指标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作为一个客观的统计指标，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的确对评价一个科研机构，乃至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有一定指示作用。然而，任何指标都有空子可钻，它一旦被“神化”，那就会有钻空子的人。
SCI本身正在不断探索设定更客观的新指标。今年1月，汤森路透科技集团又推出了一个新指标：特征因子，它正是针对上文提到的种种“漏洞”，比如它的计算扣除了期刊的自引率、将论文被引用年限从2年延长到5年，甚至考虑到引文所发表的杂志（他们认为，引了这篇文章的论文如果发表在高水平杂志上，那么被引的论文相应地水平也高一些）。
这个指标有效吗？比如，英国《自然》杂志2007年度的影响因子为28.75，而一本名为《Ca-Cancer J Clin》的期刊影响因子高达69；但计算它们的特征因子，后者只有0.034，《自然》却是1.838。
根据这个指标，我国科技期刊中特征因子最高的是World J Gastroentero，为0.05006，但它的影响因子只有2.08；而目前国内影响因子最高的《细胞研究》（4.535），特征因子为0.01505。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期刊联合编辑部主任周兆康告诉记者，这一新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作弊”的影响。“除非SCI收录世界上所有期刊，否则任何统计都会有缺陷与偏差。”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加菲尔德博士，仍然在不断思考引文统计如何客观反映学术价值的问题。经过多年跟踪研究，SCI已经发现，诺贝尔奖得主往往出现在那些发过若干篇“经典引文”的科学家中――这些论文发表后，其引用次数比一般论文高出30-50倍。不过他认为，用SCI的一些指标可以对人或机构作某种评价，但绝对不能将SCI作为唯一指标。
来源：SCI论文在中国是怎么“变味”的（文汇报 记者：许琦敏）
这是《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为《未来是湿的》这本书所作的序。
伊凡娜丢失了手机，拾到者不还。
这件小事在网上迅速成为人人关心的热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将众多角色一一卷入进来。事情闹大了。
类似的故事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其实讲的就是未来的组织方式。
在克莱・舍基笔下，微软软件与开源运动在组织方式上的区别，象征着旧组织与新组织（“没有组织的组织”）的区别。
这其实也是软件与湿件的区别。湿件（wetware）这个词，由鲁迪・卢克（Rudy Rucker）1988年在《湿件》中首次提出，后来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术语。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分为“软件”和“湿件”两种类型。“软件”也称“思想”(ideas)，是编码化的、储存在人脑之外(如书籍、磁盘、录音录像带等)的知识；“湿件”也称“技能”(skills)或“只可意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是储存于人脑之中、无法与拥有它的人分离的知识，包括能力、才干、信念(convictions)等等。我们可以把湿件理解为是处于生命状态的东西，它和软件可以保存于无生命的代码状态不同，和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硬件更是不同。所以说，微软在软件的维度中存在，而开源运动在湿件的维度中存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前现代的组织，是按硬件的方式组织的；现代的组织，是按软件的方式组织的；后现代的组织是按湿件的方式组织的。所以，未来是湿的。
湿是很具体的，但是说未来是湿的，就显得很抽象了。
说未来社会是湿的，当然不是指南极融化，海平面上升，把人类都弄湿了。前苏联故事片《办公室的故事》中有段精彩对白，比较接近本意：
女上司严厉地质问男主角：“你说我干巴巴的？”男主角吓得摇手说：“不，正相反，你湿乎乎的。”
工业化，在本质上是干巴巴的。用启蒙运动的术语，这叫祛魅。工业化好比一台烘干机，将社会关系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烘干，然后用原子式契约将个体联系起来。我们把烘干的社会关系，或者把社会关系的干（犹如晒成的干），称为组织。每个生命体，一旦脱离了组织，就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活的东西，反而要将就死的东西。
未来在本质上是湿乎乎的。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发现，人与人之间可以凭一种魅力，相互吸引，相互组合。就像克莱・舍基在本书中描述的DIGG、MySpace、维基等各种情况一样，人与人像日常生活那样联系，凭感情、缘分、兴趣快速聚散；而不是像机关、工厂那样“天长地久”地靠正式制度强制待在一起。
这是人人时代，这是组织的日常生活化，或用克莱・舍基的话说叫“大规模的业余化”。人人与人民的不同就在于，人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多元化的人；他们之间的组织是一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传统时代的组织，是基于长期契约而存在的。这种缔约方式所要节省的交易费用，在人人时代湿乎乎的润滑关系中，是零摩擦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所要集中来办大事的资源，在“小的就是好的”临时速配关系中显得是一种浪费。
人人要靠社会性软件联结。按克莱・舍基的说法，社会性软件是指支持成组通讯的软件（Social software， software that supports group communications），它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博客、开放源代码等等聚集人气的地方，不如说，它是一个协同合作的工作空间（a collaborative workspace）。博客、Digg、MySpace、维基、搜索引擎……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它们只是技术，关键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在云计算中，人与人之间，恢复了部落社会才有的湿乎乎的关系－－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重视具体。中国人把社会关系上的湿，叫做仁，说的就是一小群一小群人聚一块堆儿，在人情、意义、具体现象中体验人生。
来源：《未来是湿的》序（当当网）
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现在为何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8月8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学津堂教育家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题为“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
招生规模扩张，但大师罕见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颇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最大的教训，就是管理上没有理清。”朱清时认为，过去的几十年，对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虽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却适得其反。
朱清时说，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教60年。从那时起，举国开始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种教育方式有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每个人都有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没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不出，教育也就没有生气了。”
一个故事让朱清时记忆犹新。
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教育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教育生出来的，要敬畏她。”朱清时希望，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爱护、敬畏。
知识多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2008年日本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益川敏英，之前从没出过国，连护照都未办过，从来不出席国际会议，被称为“土包子学者”。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从小文科成绩就不好，在班上平均学习成绩只是中等。
这位科学家的经历在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在中国没法升迁，没法评职称没法当干部。在中国，英语不好，很多事情都被卡掉了。”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考察的知识分子，朱清时院士对中外教育思想有了一些比较和思考：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历要求都越来越高，教育者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我国培养的博士有一半被选拔做了行政工作……这背后是中国教育思想的极大误区：大家以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
朱清时说，有时候知识多可能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科学史发现，一个人创新能力最强时，往往是年轻时，那时知识并不多。
知识多为什么会约束创新能力？朱清时就此解惑：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前提是你的知识是对的而且自己已经消化它。但如果你掌握的知识多了，其中有好多是错的，是被误导的，或者你对知识食而不化，你遇到问题后要在知识堆先转一圈，哪还顾得上思考。
在朱清时看来，好奇心、想象力这些对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我们的学生在上小学时，这些能力就慢慢被扼杀了，学生们都被逼着去背课本、背老师讲的答案。
洞察力也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当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上课从不备课，他天才横溢，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由于不备课，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现在，我们的教育亟待改革，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起步！”
年轻人要避免被文化垃圾淹没
朱清时告诫现场上百名前来听讲座的年轻学子，人的精力有限，读书要少而精，“不要被知识垃圾、出版垃圾淹没。”
朱清时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上网心得：我发现上网很可怕，因为网上信息太多了，一个链接接着一个链接看下来，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好像看了很多，但是没有时间思考，脑子还是空空的。就好比一个家里很清爽，看着就容易安静下来，如果陈设很多，看着就耗费人的精力。所以我现在要写文章时“不敢接电话，也不上网”。
而一些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则让他有些忧虑。前不久，朱清时和自己的博士生就专业研究方向进行探讨，本以为学生会动脑筋自己想，但几天后学生们都在网上搜来一大堆资料。“就是陷入网上的东西了，没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往往是垃圾。”
朱清时希望学生要少接触信息垃圾。博学从少读书开始，花少量的时间，掌握最本质的东西。
来源：科学网 朱清时：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敬畏
诸位同道和读者朋友：
作为耶鲁大学与复旦大学之间的校级学术合作项目，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创办，聚焦于全球化及相关问题的大型综合性深度评论网站――《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www.yaleglobalfd.fudan.edu.cn）――定于2009年9月1日正式开通。
我们知道，最能把握我们当下所处时代之性质的话语当属“全球化”。根据我的理解，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亦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
我一直认为，根据中国的立场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全球化话语”并使之走向世界、参与话语权的争夺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这在根本上乃是因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到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可以以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为基点、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为根据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话语。
显而易见，我们要基于中国立场提出我们自己的“全球化话语”，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全球化进程的上述性质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各种“全球化话语”有所了解。然而，只要看看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我们对全球化性质的学理探究，对西方“全球化话语”的理论认知，还是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都几乎付之阙如。
正是处于上述问题意识，我们和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在遵循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基于中国的实践需要，有选择地将其旗舰在线杂志《耶鲁全球在线》上的相关文章系统移译成中文，并以此形成《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的主体；同时，为了使基于中国立场的“全球化话语”真正走向世界，我们除了会收录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说外，也将利用《耶鲁全球在线》的全球化网络将中国论者的相关代表性论说译成英文向《耶鲁全球在线》网站推介。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耶鲁全球在线》（YaleGlobal Onlin）的惟一中文版本，亦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中文学术网站。作为主编，我对她寄予了殷殷期望。
我希望：她既能成为中文在线学术杂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亦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全球化”专题学术网站；她既能成为我们将世界全球化及其相关话语“引进来”的一个信息渠道，亦能成为推动基于中国立场的“全球化话语”“走出去”的一个学术平台；她既能成为中国学人进行全球化问题理论建构的最大灵感之源，亦能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了解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的最大信息之源！
PS：邓正来，《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2009年9月1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研究生答辩、开题之时，改研究生的论文真是辛苦的事，在网上看到王宝山的博文怎样让导师高高兴兴地帮你修改论文，深有同感。
- 写论文是每个学生必须的基本功，平常稿件也好，毕业论文也罢，都需要导师的修改。好象这个问题令学生和老师都很头疼，学生会嫌老师改得太多太慢太挑剔，老师也会嫌学生写得太差太糟糕，改了半天也没有多大起色。正因为如此，学生呢，发文章不想要老师改，论文不想给老师看；老师呢，根本不想看学生的论文，或草草了事。…… 详见全文。
"除了爱情，没有任何事情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迟来的开始也可以如此美好。即使爱情，也没法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越界之举，可以如此新奇！”这是台湾著名出版人、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先生新作《越读者》扉页上的一句话。郝明义本人就是一位在书籍和网络、多媒体世界穿梭、越界阅读的快乐读者，而他这些年来也通过他的出版物和个人阅读体验，向所有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乐趣。作为一名传统出版人，他并不像大多数同行那样，抱怨网络和数字阅读对自己生意的冲击。虽然数字化阅读势如破竹，但郝明义依然把这个阅读时代形容为数字化阅读的“新石器时代”，快乐的阅读者应该在数字化的便利和书籍的芬芳间从容越界，开启人生的种种可能。
石剑峰：作为一名出版人，您这些年来对数字化阅读一直持谨慎乐观和支持态度，您就不怕数字化浪潮影响了您的生意吗？
郝明义：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不停地谈论：阅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数字化阅读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纸质书是否会消失？父母总是担心，如果下一代不看书了，该怎么办？而我总是在不断寻求一个屏幕更大、更方便携带、随时可以看东西的电子产品。
阅读这个事情，几千年来我们总是在追求更方便、更能体现时代质感的阅读手段。我们回头想想就会发现，很吊诡的是：一方面大家很担心人类正在远离阅读，另一方面人类从来没有像这一刻如此热爱阅读，手机短讯、MSN、电子邮件等等；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人类如此热爱写作，博客、Twitter、电子邮件等等。大量阅读和大量写作同时在发生。现在最值得我关切的是，到底该怎么利用这个时代最便利的阅读和书写手段？与此同时又能兼顾传统纸张印刷的书籍阅读。所以，我一直希望，作为一名读者如何保持一种“越界”阅读的习惯和乐趣，在纸张和数字阅读之间来回穿梭。
我常常把阅读当作是旅行，作者就是向导。阅读就是带你去一个你从未到达的地方。过去，在没有数字化手段特别是网络之前，就算你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里藏着一本你特别想读的书，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哪天才能到达那里。不过有了网络带来的数字化阅读之后，身体力行的跋涉并不是必需的了，弹指之间你就能到达那里，一按键你就能找到你曾耳闻、心仪已久的书和资料。对于一个阅读旅行者来说，网络就是你拥有的一辆可以跋山涉水的跑车，这样一种便利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也没必要抗拒。我身体不便，所以以前旧书店是不去的，但现在我家里几乎所有收藏的旧书都是通过网络古书店购买的。
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网络便利的诱惑实在太大，那是不是人类已经有了这么便利的工具，其他就不需要了呢？恰恰相反。因为有了跑车，我们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但到了目的地之后如果没有实际的步行、漫游、寻觅，旅游的乐趣是匮乏的。这就是书籍能带来的乐趣，阅读书籍就是仔细阅读一座城市一个景点。所以，数字化阅读让我们有机会享受到种种便利，问题是怎么享受。去了，难道只是拍两张照就回来吗？过分依赖网络阅读，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网络帮我们节省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那不正该在那个景点慢慢享受旅行的乐趣吗？所以，在目前阶段步行式的阅读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一直在想，越界阅读就是在数字阅读和书本阅读之间交叉利用各自的特点。
石剑峰：在您的《越读者》中，您提到“我们在错失网络时代带来的机会，又给自己制造了双重风险”。这里错失的机会是什么？风险又是什么？
郝明义：其实网络最大的便利就是，它几乎能提供所有你能想到的信息。但是如果有人只爱玩网络游戏，那不是浪费吗？网络跑车能带你去任何地方，但你却只选择拉斯维加斯、澳门，那不是太可惜吗？网络跑车真正的便利就这样被荒废了。这就是我们可能会错失的风景。
而风险就在于网络让你忽视了其他东西。网络很方便地带你去拉斯维加斯，然后你就沉迷于老虎机前吃角子，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快乐就是这样子。用网络只去拉斯维加斯，这是最可怕的地方。网络代替徒步已经是一个风险，可你还偏偏通过网络只钟情于拉斯维加斯，那是另一个可怕的风险。
石剑峰：传统阅读已经失去一座座城池，将来书本岂不是要彻底消失了？
郝明义：可以这么说，某一类的书确实会消失。那种包含的信息随时都可能更新升级的书会消失。书本知识本身跟资讯结合密切的书，也可能会消失。这类书中的内容，大家只要定时去网络浏览就行了。
石剑峰：那文学书呢？特别是在世界各地机场贩卖的口袋书、类型小说？
郝明义：对我来说，所有文学书在实体世界和数字世界可能并行存在。一方面，享受书本芬芳香气和艺术气息，特别有趣。但我现在在使用的iPhone上读武侠小说真是方便，一个手机里可以装下那么多书，我旅行时不可能把《金庸全集》随身带吧？我的iPhone里还装着《莎士比亚全集》，这就是电子书的方便之处。
来源：东方早报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教师科学评价学生越到位，教学才会越完美――
评价有谋略、有艺术，这是因为教师团队有力量。在汇师（注：徐汇区汇师小学），既注重个体发展，更重视团队发展和团队精神。只要你与教师交流，他们就会告诉你：“我的成就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一个班级好算不了什么，每个班级都好才算好。”
长期以来，汇师不简单地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来评价教师；培养骨干教师，也不是让少数人出风头，而是鼓励他们更好地为学校整体发展作贡献。汇师班级之间的差距很小，就是因为平时从备课到上课，从作业布置到辅导，直至评价，基本上都以团队为建制，以年级为单位，群策群力，所有成果均体现集体的智慧。
这种教师生态，既决定了科学评价的高度与品位，也体现了有效评价的共性与个性。
评价，是一个阶段教学的过程性“终结”，也是导向另一个更高层次教学的“始端”。对教师而言，评价是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尺”，而对学生而言，评价是反馈学习效果的“量杯”。
评价的主体性：学生主人 评价主角
评价的主体是学生。为了学生发展的评价，基点要放在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上
加厚：自我评价
潜台词：建立学生自我评价的平台与习惯，也许比强化外力更有内驱力。
加宽：评价主体
潜台词：学生成为主角，团队的评价趣味会营造出新的学习增长点。
评价的交互性：恰如其分 内容衔接
互评是评价的主要渠道。有质量的评价，往往反映合理性、合作性
知无不言 言之有理
潜台词：共同提高的基础是以理服人，服人的评价才有提高的前提。
分段评价 内容组合
潜台词：评价的方式要依据所学内容而定。
评价的激励性：鼓励为主 因势利导
评价是为了通过有质地的评论达到提高本身价值的一次旅程
允许：“让我再考一次”
潜台词：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再考一次也是进步的诉求。
赞赏：“你是很聪明的”
潜台词：鼓励在节点上，就使评价有了效果。
评价的多元性：改变方法 活化内容
评价的多元辐射，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重叠交叉：多点开花
潜台词：拓宽评价思路，也许会得到一种新的启示。
延伸内容：深化评价
潜台词：评价全面，不仅有所评内容的要求，也有所站角度的要求。
评价的参与性：多方投入 多种角度
一般而言，评价参与的人越广，评价也能越具体和广泛
多种互评
潜台词：多方参与，能使评价的内容增厚、意义增值。
家长助评
潜台词：一个好的评价，能激起的浪花是多重色彩的。
评价的节奏性：快慢结合 注重长效
评价的立竿见影与后发效应都是可以因人因事而选择的
评价要注入长效性因子
潜台词：评价的延伸所要探讨的是教育的长远效应。
成效有时需要等待
潜台词：去掉评价的“急于求成”之利，才有评价的“绵绵渗透”之力。
评价的创新性：不拘一格 智慧挥发
评价的方法可以与时俱进，也没有穷尽，只是要有点意思
做主页：“日月同辉”
潜台词：评价的方法会随着对评价内涵的理解而得到外延的拓展。
上网络：“开启天地”
潜台词：网络评价，实现了多点、多时、多主体的评价。